HELLOWINTER
这是我们真正的困境。我们惧怕人类，同时也失去了人类之爱、人类的主张以及人类的意志。——尼采
有些读者可能会反驳说，人类从来就不那么强大。无论从个人机遇或集体对于自然的征服来说都是如此。当然，对于人类伟大力量的强调正是我所说的意志之矛盾的另一方面。正常个体对其所做决定感到无力，陷入到自我怀疑之中时，他同时也确定他这个现代人什么也做不了，上帝死了，而我们又不是神——是因为我们未能通过我们的实验室与广岛上空的原子爆炸重现耶稣吗？当然，我们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上帝是从混乱中构成制度，而我们则是从制度中制造混乱。而在人类内心某个隐秘之处，很少有人不害怕我们若不趁早从混乱中恢复制度就会导致死亡。
但我们的焦虑很容易被我们站在这个新时代的，不会再有蛇的伊甸园中的兴奋与魔力掩盖。我们的广告连珠炮似的告诉我们，新世界就在每一张机票的终点和每一个人的保险单上。插播广告一小时又一小时地承诺我们日常的幸福，告诉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获得巨大力量：我们可以利用电脑，有大众媒体技术，新的电子时代可重组我们的脑电波以使我们以新的方式去看去听：我们有控制论，有可靠的收入；有为每个人存在的艺术，有新的、永远令人惊异的自动化教育的形式；用迷幻药LSD可以“扩展头脑”，释放曾寄希望于精神分析师的巨大潜力，现在——多亏有了这巨大发现——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快速地获得这种药；我们有可以重塑人格的化学技术；我们在开发可替代衰弱的心脏与肾的塑料器官；我们在发现如何可防止神经疲劳，这样人就可几乎长寿。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永无止境。难怪听者有时会疑惑自己是不是那受赐予者，是接受所有这些天才祝福的人——抑或不过是麻木的替罪羊。当然他两者都是。
在几乎所有这些巨大力量与自由的承诺中，作为接受者的市民便被期望扮演被动角色。不仅是在广告中，在教育、健康、*品问题上，新发明都为我们处理妥当了。无论怎样巧妙地放置，我们的角色都是服从，接受这祝福，心存感激。这在原子能领域和可能将新的星球与我们的星球联合的广阔的太快探索中非常明显：你我除了以匿名、复杂曲折的渠道纳税和观看电视中航空飞行与这成就毫不相关。
例如，通过服用*品或“意外事件”来探索新世界所用的词是“开启”，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是，削弱了维多利亚主义的“我是我灵*的统帅”，除非我用自己加尔文主义的努力和肌肉迫使其发生，否则什么也不会发生之谬见——这是唯意志论的自大，实际上缩小了我们的经验，几乎扼杀了我们的感觉。“被开启”一词指让我们自己被刺激，被控制，被开放。但我们“开启”电器，打开电视，启动机动车也用这词并非偶然。矛盾也很明确：我们从维多利亚时代“意志力”和产生了令嬉皮士厌恶的沉闷的工业文明走到了“自由”，那可能根本不是意识的扩展，而是使我们以更有力、更巧妙的形式成为机器的形象，迷幻药被说成是沉闷的、非个人的机械文明的药品。但机器的本质是它是站在我们与自然之间为我们做事的。难道服用药物的本质中不是与使用机器含有同样的元素，也会使我们被动吗？我们奇怪的困境是那使得现代人如此强有力的过程——原子及其他各种技术能量的辉煌发展——也是使我们无力的过程。我们的意志不可避免地被削弱。许多人告诉我们，“不管怎么说，意志都是个幻想。”这似乎只是重复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像兰恩所说，用“狂热的被动性地狱”将我们捕获。
而且，只有当我们面对包围并塑造我们的势不可挡的非个人力量而最感无力时，我们才会被驱策为更广阔、更非同寻常的选择负起责任，这一事实加剧了这两难的困境。想想不断增加的闲暇时光，每天只需工作四到六小时的人数不断增加，对他们而言，选择是必需的。已有证据显示，如果人们不能用有意义的活动来填补空虚，他们就将面对冷漠。它滋养了阳痿、*瘾，以及自我毁灭的敌意，或服避孕药，尤其是现在正在研发的，可事后服用的紧急避孕药，这新的自由——主要是对于性关系选择的完全的自由——恰好是“选择”一词的反映，如果这根本不是无*府状态的话，那么它现在是需要个人选择性体验的价值或至少是参与其中的原因。但这种新自由又出现在通常作为选择（或反叛，这也暗示着一种结构）基础的价值大多很混乱的时期，此时社会、家庭和教堂这些对于性外部指导混乱到要崩溃。这自由所赐的礼物没错，但它加在个体之上的负担也确实很沉重。
这种能够使人肯定而非破坏性地反抗像心脏病、老年的衰弱和走向死亡这样的限制之意识从前被称为“精神力量”。其最佳形式是接受与和解的过程，这赋予了人某些超越了他是生是死这个问题的观点与价值，而使他可能作必要的决定。但这种意识的精神基础之旧有形式在我们现代世俗社会的大部分领域已不复存在，而我们又尚未发现这种价值的新基础。
尤其是对于用人造器官替换身体本身的器官以及战胜疲劳，可以选择你活多久可能会成为真正的选择。最终的决定基于这个问题：你想活着吗？如果是，那么想活多久呢？——这问题从前是在自杀是可能的这个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形而上学的问题，现在却可能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现实选择。医疗界如何决定人们能活多久呢？这个答案常常是这个问题必须留给哲学家和精神学家。但能帮我们的哲学家们又在哪儿呢？哲学，在其学术意义上，被认为像上帝上帝一样“死了”，无论如何，我们当今的哲学——存在主义完全不在此列——关心的是形式问题，而非这些至关重要的生命问题。既然我们已和为上帝守灵的神学家们告别了，我们就只能回去打开最后的遗嘱。评估遗产时我们发现了我们的损失。我们继承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却未继承到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它们是那些神话与象征的来源，那负责任地选择之基础。
弗里德里希.尼采，这个在维多利亚时代以令人惊叹的机敏看到了即将到来的情形的人，是首先宣告“上帝死了”的人之一。但与我们今天的宣告者不同的是他敢于面对其结果。“当我们这个地球摆脱了其恒星时，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现在该该迁移了吗？摆脱所有的恒星？难道我们不是在不断地坠落，前后左右，在各个方面，还有上和下吗?在通过无尽的虚无时难道我们没犯错吗？难道我们没有感到在空洞空间的呼吸吗？它不是变得更冷了吗？难道不是永远都是一个黑夜接着一个黑夜地来临吗？......上帝死了！”尼采以这样深刻的反讽来描述自己的迷惑，以及由迷惑导致的意志的瘫痪。这出自一个精神病患者之口。“更惊人的事件即将到来。”这精神病人在其譬语的最后说道。现在它落在我们身上，它的确是惊人的事件——人类处在或存在于新世界的诞生或正走向毁灭之地。
因此，意志的危机并非产生于个体世界中力量的存在与否，而是产生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矛盾——其结果便是意志力的丧失。
（未完...）
文
罗格.梅《爱与意志》
宏梅梁华/译
编辑
阿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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